读太生先生《<学习随笔>1999年11篇无为而治》有感

读太生先生《<学习随笔>1999年11篇无为而治》有感

 （原件摘自太生先生《学习随笔》1999年11篇无为而治）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周四 晴

    读一段“由余和秦缪公的对话”，颇有感触，对“无为而治”的大原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由余在回答秦缪公的文化对政治领导作用时，有这样有趣的妙论大意是：“你所讲的正是中国的乱源所在。从中国的上辈圣人轩辕黄帝开始，创造了礼、乐、法度（治）等人文文化。并且从他本身开始实行。也只能得到小小“治平”的成果。到了后世，社会承平成为习惯，逐渐养骄、奢、淫、佚（逸）的风气。人们没法阻挡了上有法度的尊严，只以法治的威力，督责下面来遵守。因此，致使下层人民疲惫不堪；反过来，便由下面怨望在上位的，认为做为上层的领导，都不合于仁义道德的政治标准。弑杀夺权的行为，终至于灭宗亡国。都是由于自认为有文化思想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啊！”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虽然表面文化落后，但原始深厚德性纯朴、诚实，对待人民是上位人的作风。人民也只知格守忠信。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样，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便能自然的治理好国家，这样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的“无为而治”的大原理。我认为，在一个进入文明社会的今天，人人都号称“有文化”，但恰恰丢掉了“如何做人”的文化的真正内涵。上位之人如不以做人的道理要求自己，自己就令这样文化带来的“利器”所伤。人类的进步是这种文化所致，而人类社会所出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文化的变异的社会风气所促成。因此，上位之人一定要求自己做到，才可要求下面去做。管理就是如此。

（原件摘自太生先生《学习随笔》1999年11篇无为而治）

    在阅读文章之前，笔者对“无为而治”的理解仅限于顺其自然，以德化民而已。但是在文章中一段有趣的妙论里有提到从中国上辈的圣人开始就创造了各种的人文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治理成效。但是越到后来，社会逐渐出现了各种不良的风气，所以再出现了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当然后文中提到了下层人民疲惫不堪，积怨深。笔者认为这道理用在公司的管理上也一样的。如果企业主一味地只是以权威来压制员工，那么员工就会觉得疲惫，这样导致的结果可能就会是员工越来越抵触。当然这里不会出现什么弑杀夺权的行为，但会让员工更压抑，会让员工的一些想法、能力得不到施展，从而导致公司可能会失去一批有能力的员工。当然，也不是说公司的管理就是要放任员工，什么都不去管，而是应该在不影响企业利益的情况下，让员工有个自由发挥的空间。

    那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何去平衡两者之中的矛盾。编者认为，这是每一个在商海中沉浮的企业家，一直需要去直面的问题。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得出的结论都不一样。如何去抉择，我们不如看看一些成功企业的掌舵人是如何去权衡的。

    太生先生掌管万亿级企业二十余载，自身作为海南首富，以150亿英镑的身价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216位。他的答案一定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太生先生提出管理需要上位之人自身做到，才可要求下位之人做好。同时，如何做人，进而为如何做企业，则是一个企业文化精髓所在。太生先生编文撰字十余册，从企业精神文化建设出发，以自身经历为案，在赤道大学开授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与身心性命修养研修班》和《企业家实战训练营》课程中，用师徒传道授业以解惑的方式，为企业家详细解答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一个掌舵者在身、心、术、法中，应有的准备和觉悟。一个万亿级企业家放下身段，提携后辈新进如斯，实在难能可贵。

    或许，这就是一代商道传奇，成就大道的赤子之心，天助者的助人之心吧。

（关耳  徐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