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振民营企业家的预期？

本报讯【作者简介】新 望，中制智库理事长兼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高端装备制造与仪器仪表委员会执行秘书长。

中央确立2024年的经济工作方针“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稳”很重要，但稳增长、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资，最重要的是稳预期。预期和信心从何而来？如何稳住企业家和基层干部的预期？如何提升企业家和基层干部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这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首要问题。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循环不畅、风险增多等现实挑战，但根本问题还是预期偏弱。预期偏弱导致政府、企业、居民不敢投资、不愿消费，其结果就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自然导致产能过剩。

所谓预期，其实最主要的是民资、外资的预期。外资回撤、民企躺平，遇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稳住他们的预期，提升他们的预期，是预期管理的重中之重。重要的是经济，根子在预期上。只有提升预期，才能解决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只有提升预期，才能真正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提升预期，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导向，下大力气做系统性工作。让民营企业家相信政府支持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不会变，相信政府讲法治、讲信用，相信公平竞争，相信合法财富得到有效保护，相信新闻舆论真实客观，他们自然会有乐观的预期。

据我们到东南沿海民营制造业企业的走访、座谈和调查，企业家们的预期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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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改革开放成果，

坚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不动摇

过去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固然得益于新中国前三十年工业化的积累。但不要忘记1978年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当时大家讨论的是如何保住“球籍”的问题。正如小平同志当年所讲“不改革死路一条”。这是当时的共识。

改革成就来之不易，改革经验值得珍惜。今天需要重新凝聚共识，把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固定下来，坚持下来。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理解，这关键一招里最核心的是三个动作：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融入世界主流。除了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所谓“中国奇迹”不会再有第二个解释。

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民营经济发展史。中国的民营企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不是技术引进，也不是商业模式创新，是在下决心放弃苏联模式计划经济旧体制之后，大众有了创业创新的自由，才激发了民间的创造力和活力。市场化催生民营化。历次经济低谷，都是民营企业率先启动经济。给点阳光就灿烂，这是中国经济巨大韧性的根本所在。

当前中国遇到的一些宏观问题，如人口红利消失、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债务过重、金融风险累积、外部循环受阻、民间投资下滑等等，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一些体制性顽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人民消费力。提振内需，靠货币投放、大规模基建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去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来自于改革开放，未来，改革开放仍然是发展的动力和最大红利。过去四十多年，有比现在更困难的时刻，但四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凡是发展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改革开放并不是过去时。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改革还要继续推进，继续深化。譬如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但是农村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中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启动内需和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最大障碍；再譬如，2023年6月中国政府已郑重提出申请加入CPTPP。CPTPP是条件达到，自动加入，而要达到CPTPP的条件，国内在公平竞争、公司治理、用工制度等等诸多方面都要进行深度改革，加入CPTPP还有艰难的路要走。

要防止个别领域出现倒退，出现方向性问题。这几年出台了许多的所谓收缩性政策，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抑制性作用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恰恰关系到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根本上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甚至出现了倒退。资源配置上，弱化了市场的作用，而强化了政府干预。尤其是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不到保护，受到歧视甚至侵害。

在对外开放上，今天我们的确遇到了新的挑战。全球化变成了某种程度的阵营化，“去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去中国化”。对外开放面临政治原则代替经济原则、国家竞争代替市场竞争的现实问题。但中国除了继续拥抱全球化没有别的选择，今天的中国也有了以市场化、民营化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能力。要善于主动打造对我有利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斗争与妥协相结合，而千万不能掉进别人为我们设定的尴尬位置，不能掉进美国对我遏制孤立的圈套中。

改善与全球主要国家的关系，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继续发展的前提，这是新的考验。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是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是面向主要国家、主流市场的开放。放弃市场化取向，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荡然无存；脱离世界经济秩序和贸易规则，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困难重重。产业转移、外资撤离，有大国博弈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资本对中国改革开放长期路线方向不确定不明朗的迟疑观望，这也是预期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即。历届三中全会精神启示我们，市场取向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企业家们期待二十届三中全会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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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不松手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政治，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其实四句话的核心就是抓住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不动摇。

只有继续做大蛋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一定的增长率，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人口和家庭。中国现在的人均GDP 1.25万美元（用现行汇率计算还不到1.2万美元），要达到中央提出的2035年赶上“发达国家中等水平”人均3.5万美元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这正中美国反华人士的下怀。202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不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中国不再享有发展中国家的种种优惠待遇，不但经济利益损失巨大，还要承担发达国家义务。事实上，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我们仍在追赶当中，近两年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某些方面还有差距拉大之势。

发展仍然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发展。没有发展就谈不上质量，低速度并不必然意味着高质量。经济下行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经济下行是导致预期减弱的直接原因。投资、置业、就业、储蓄、消费、出口莫不如此。降低速度不是新常态，没有一定速度，一切都将变成非常态。

要防止中心工作一再受到干扰和冲击，要慎提“不惜一切代价”，对于流行话术“宁可增长慢一点，也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经过四十多年高速发展的积累，政府的确有钱花了，可以办成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但现在有钱并不等于永远有钱。始终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纵向的历史定位，横向的空间定位，都要随时提醒自己，不能超越。

要认识到俄乌战争、台湾选举后，我在国际交往中处于更加复杂的局面。需要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不要囿于一时之得失。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好条件。不管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句话现在仍然有效。外部环境毕竟是外因，做好自己的事才是决定性的。

考核干部主要看中心工作抓得怎么样。要警惕政府官员躺平。追责问责不可控，干部人心惶惶。要允许试错，容错纠错，允许基层和企业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类干部和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2023年，曾经的基层干部李昌平调查后发现“体制内追责无限扩大化、泛化，后果其实远不止基层干部不改革、不创新、不敢实事求是，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体制性‘神经病’及社会性‘脑瘫’！”

要继续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调动社会各个阶层搞经济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爱护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支持企业家。一段时期以来，企业家莫名失联，成为一些权力部门抓指标、完任务的突破口、牺牲品，跨省跨区的趋利性执法和拿钱放人的事屡屡发生，恐慌情绪在部分企业家之间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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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政策之上，政策出台不宜过多、过频、变化过快

是否坚持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对树立良性预期具有决定意义。法治经济是最好的市场经济。法治经济，而不是政策经济。政策调整是必要的，但要更重视法治和制度的力量。只有提升法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提升预期。

四十多年来，尤其十八大以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体系已经逐步完备，法制建设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以政代法需要逐步退出，政策治理要逐步让位于法律治理。政策太多，势必扰乱预期。政策本是一个常量，但近些年政策因素却常常成为扰动变量，导致投资决策失败，破坏了投资者的合理预期。

宏观治理，法律在政策之上，法律手段，是宏观治理的首选手段。要改变重规矩、轻规则，规矩多、规则少的现象。出台政策、解读政策先做合法性评估。合法性评估在前，而不是在后。法律是前置的，而政策是相对滞后的。政策治理如同补漏，永远是短期行为，容易使市场竞争行为扭曲，引致经济主体政策套利，吃补贴饭，一哄而上，最后造成过剩。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是存在的，但又是政府可以掌控的。市场是政策的笼中之鸟。所以政府权力可以随时干预市场交易，因而各部门、各条线政策出台频繁。当然也不排除本位主义、部门利益在作怪。为强化和扩张本部门权力，不断推出新政策，提高本部门的话语权和自由裁量权。由于政策太多，太频繁，变化过快，以至于出现了各领域各专业的政策“解读人”，甚至还有“第一解读人”。事实证明，只有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基础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相反。

如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从住建部门到各地政府，90平米、120平米、140平米、180平米，这些交易条件设置的依据是什么？一些政策违反经济规律和经济常识。环保风暴、去产能、退二进三，整治教培、民办学校、影视、游戏、农管、种树种粮、小区名称、地铁标识、店铺招牌，等等，不是说没有必要，但运动式做法，破而不立，未立先破，说变就变，动辄“团灭”，而涉及到的企业财产损失和就业问题并没有善后方案，其结果就是更大的混乱或灾难。

法治经济必须首先完善政府诚信守法履约机制，提高政策公信力，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和惩戒制度。政策多变，一旦倒查，苦不堪言；政府换届，新官不理旧账，也是一大批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可由中央政府出面集中督促清理一次。

要继续纠正民营经济领域里的冤假错案。是不是抓错了？是不是罚多了？对反腐中牵涉的企业家，可抓可不抓的一律不抓，可放可不放的一律放。“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要继续抓住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表明态度，予以纠正。提高民营企业家预期，平反一个错案、纠正一个错案，比发多少个文件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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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

经济下行，有周期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政策问题。政出多门，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取向不一致，相互打架，相互对冲。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出台没有顶层把控，缺乏相互配套，对政策的连带效应缺乏深度论证和综合设计。

所有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都考虑的是取得“正面效应”，但客观上还必须考虑政策的“负面影响”；当多个政策出台时，还要考虑“叠加效应”，尤其是“负面叠加效应”，也即“合成谬误”。所以中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什么是非经济政策呢？宣传、外交、安全、反腐、扶贫、环保、创城……等等。非经济政策涉及面较广，统筹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取向一致性，需要机制设计，譬如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更高层级的协调机构。

不论经济政策还是非经济政策，这些年总体上而言，发展性政策偏少，监管性政策偏多，有时过度监管导致发展活力不足，违背了监管的初衷。一些政策出台表面看是为了方便监管，但这些政策出台在经济下行期间，无疑是起到了负面叠加效应。

鼓励性政策偏少，收缩性政策偏多，激励开放搞活的政策偏少，限制管制的政策偏多。鼓励性政策前置条件太多，收缩性政策没有过渡期和替代方案。有人统计，2021年7月1日到9月底，两个月内针对17个行业做出调控和约束。有些部门、有些地方还将疫情期间的临时性管控措施常态化，极大的降低了全社会的运行效率。

非经济部门出台政策，涉及到微观经济主体的，可否举行行业听证会，或问卷调查，先试点后推广。总书记一再强调走群众路线，与企业相关的政策不妨先听听企业家们的意见。

国企央企与政府机关领导可以互相调任，本来也是培养干部的好路径。但在角色转换过程中，容易出现以管政府的思路管企业，以管国有企业的思路管民营企业。个别领导的思想深处，民企是“二等企业”，民企的党员是“二等党员”，民企的职工是“二等职工”。个别权力部门还在对民营企业家使用“私营企业主”这种歧视性的陈旧用语。基层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正常接触也有了为难情绪。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和冤屈，没人愿意出面说话。“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从源头上有效预防错案冤案的发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这一条应尽快在纪公检法司队伍中加以落实。

一些非经济部门认为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只是经济部门的事，对继续做大蛋糕没有兴趣，因而出台政策做减法的多，做加法的少，在存量上动脑筋多，在增量上动脑筋少。企业家们打趣地说，那些坐在办公室制定政策的人似乎与我们这些做实体经济的人有仇一般。最近浙江省两会召开期间，浙江省司法厅厅长王中毅在采访中表示，有地方一个企业一天之内来了六个部门检查，并出现标准打架现象，这个部门要求开窗生产，另一部门来了后要求关窗生产，企业不胜其烦。前些年，环保督察一来，不论是否合规，所有工业、建筑业全部停工，企业似乎就成了敌人。

上面千把刀，基层一颗头。非经济部门的政策往往更加强势，因为事关乌纱帽。考核目标太多，布置指标太细，基层干部蹑手蹑脚。为了防止出现小概率事件，基层出现了自我保护效应，事事想后路和避责，形式主义、因噎废食、弄虚作假的事情不断发生。

前年淄博，去年哈尔滨，政府对商户对企业怀有友好之情，政商一条心，共同做大蛋糕，就有希望，就是多赢。经济困难时期，需要温暖，需要温情。一座城市是这样，一个地方是这样，一个国家何曾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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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竞争中性原则，资源配置上国企和民企不再区别对待

央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和骨干，国有资本要优化配置，合理布局，有进有退，主要是发挥支撑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带动力。尤其要影响带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为非公经济营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不是与民营企业在充分竞争领域“虎口夺食”。国有企业怎么发展起来的？就是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为居于上游的国有企业开创了巨大的内需市场。但从统计数据看，近些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在贷款发放量、总资产利润率、平均工资等方面都呈相对下降趋势。一些地方连废品收购这样的行业也成立国有再生资源公司，进行垄断经营，民间经济发展空间被大量挤占。

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民营企业也要“做大做优做强”。去年以来，央企国企向非公企业有序双向开放供应链和产业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链主链长企业基本上都是国资委下属的央企。所谓链主应是市场竞争和发育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上而下指定的。国内各产业链链主，有央企，有民企，甚至可能还是合资企业。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一些央企利用自己的链主地位，对供应链上民营企业大量欠款，又利用欠款向民营企业搞供应链金融，把自己的低息贷款加息后贷给民营企业，货款变贷款，从而在供应链内部产生了新的不平等。

中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个别地方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参加混改的民营企业天然处于不平等地位，使得社会资本或民营企业决策难、盈利难、结算难。民营企业参股垄断企业或参与PPP项目后，得不到经营权、话语权，仅能作为财务投资者存在，且可能长期得不到分红回报。没有打破垄断，没有提高效率，反而造成一批企业崩塌式的亏损。

中央领导用“56789”来说明民营经济的贡献，其实现在的情况应该是“56799”，在江浙闽粤更是“78999”。民营企业在涉及民生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食品、汽车、新能源、医药和建筑业中已占很大比重；生活服务，如商贸、住宿餐饮、文旅等，民营占绝大多数；在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设计、信息、交通运输中也有相当比重。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至上，就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民营企业占90%以上，单项冠军，民营企业占70%以上。民营企业在补短板、锻长板以及保障产业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出口创汇的主力“老三样”（服装、家电、家具）、“新三样”（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几乎全是民营企业。统计数字表明，民营企业是顺差的主要创造者，相反，国有企业却主要贡献逆差。民营制造业企业家们说，挫败某些国家脱钩断链的图谋，我们可以走出去，紧紧拥抱海外市场，我们有这样的底气。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需要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新需求不是由现有生产能力来满足，而是要靠供给侧新创造出来。很多新产品、新服务，不是消费者发明的，而是厂商通过创新，由供给端创造的。这些年供给端创新主要靠新兴产业，譬如电商、快递、网约车、网络社交、网上支付、短视频、直播、教培、游戏等等，而这些全部是靠民营企业创造出来的。中央号召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源泉活水，也是产生新需、扩大内需的源泉活水。

要重新认识民营经济在当下就业形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又会增加新的就业。疫情以来，数以千万计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商小贩惨淡经营或关门倒闭，特别需要支持、帮扶、体恤；近年来外资撤离对我国经济和产业链造成冲击，相关民企或停业关门，或被迫外迁；房地产和互联网大厂还在持续裁员。这几项加在一起新增大量失业人员。另外，大学毕业生就业已连续三届积压，就业压力增大。稳就业，稳民生，乃至稳定社会，恢复壮大民营经济已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有市场就有资本。追逐利润是资本的天性，但无序扩张并不是资本的本质特征。不能将资本污名化，将资本和无序扩张简单等同。需要从正面明确民间资本投资领域与规则，将“无序扩张”变“公平准入”。民营经济“法无禁止即可入”、“法无禁止即可为”。一些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产业链中某些环节可以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进一步有序开放，应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科技专项。目前的情况是，部分产业准入放宽的制度性安排有准无入，部分领域准入“名准实禁”，一些准入事项办理“名备实审”，有的招投标范围“名广实窄”。民营企业越来越被挤到下游，越来越卷。

竞争中性是市场经济的通行法则。在中国，竞争中性主要是所有制中性。平等准入、平等竞争、平等保护。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特别指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然而现实情况是，以银行为例，对民营企业贷款不是利率高低的事，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这一点在执法层面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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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理论建设，改善舆论环境

2016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7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19年又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去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31条），随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25条），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28条），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举措》（22条）。国家发改委下面还专门成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中央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企业家反映，获得感还不是十分明显，民间投资仍然持续下滑。

现在还需要以自上而下透彻的理论为依据，彻底铲除“容忍民营经济是无奈选择，消灭民营经济是崇高理想”的歪理邪说。这是发展民营经济、提升民营企业家信心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企业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同时要求，要“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问题。下一步，需要解放思想，解决民营经济姓公姓私的问题。在宪法条文上，淡化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表述的差异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明确提出“统筹研究清理、废止按照所有制不同类型制定的市场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2020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次重申，要“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

我们非常遗憾地发现，这几年，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宁左勿右的大风气。一些曾经讨论过的话题又退回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譬如“私有制”、“剥削”等等概念，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讨论过并有定论，而今天的理论探讨却变得有些不可言说了。有人再度抛出“执政基础”、“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等等计划经济时代说法，否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正当性。

网上有人提出“民企原罪说”，并试图清算。中国的民营经济没有原罪，没有西方血与火的原始积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引导、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这几年网络上民粹主义、仇富情绪蔓延。时不时出现民企离场论、公私合营论。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有组织有预谋有后台漫长的恶意污蔑、肆意攻击接二连三，却无人过问，曾经知名的企业家领袖，在某些网络空间已经脸谱化，变成了反派角色，让民营企业家感觉，虽然被当作“自己人”，但实际还不是“自己人”。（来源：《中制智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