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产业研究院|汪玉凯：关于推进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几点认识和建议——建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新部署中国的改革开放

汪玉凯教授

      本报讯（天道产业研究院特邀专家汪玉凯发表）【作者简介】汪玉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在部署2024年的经济工作中又进一步提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如何把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最新精神落到实处，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并明确当前改革开放急需解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一、需要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但是在如何解释这种成就时就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哈耶克有句名言，他说事实也许并不能证明对错，但是对事实的解释如果发生错误，就可能改变事实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对于中国45年改革开放成就的解释即使人们存在一定分歧也许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尽量准确的、而不是片面地解释事实，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以为，中国改革开放45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素很多，但集中起来看有两条最为关键：一是从战略方向上看，中国从1978年后选择了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三个一”的方向，即找到了改革开放一条道路，确立经济建设一个中心，构建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相契合，信息技术革命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红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战略方向上的“三个一”选择，严格说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尽管当时做出这一战略选择的直接动因是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这一战略选择本身首先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治战略方向的重大转折。道理很简单，这三大政治战略调整，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做出这样惊世核俗的战略方向改变，意味着国家必须同时抛弃另外三个政治战略：这就是抛弃闭关锁国、封闭保守的道路，甚至要“与狼共舞”；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回到集中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抛弃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并不成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造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体制。这三大转换，在当时的环境下其艰难性、风险性可想而知。

       正是这一战略方向上的重大选择和调整，开启了中国长达40多年顺应世界潮流发展之路，其结果是使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融为一体、特别是融入了发达经济体这个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平台，把中国带入发展的快车道。

       可以对比一下，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最低曾降到只有1.8%（1980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最低点。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达到18%，平均增长速度超过9%，位居世界第二，这无疑可称为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上的奇迹了。

       战略转折造成这一个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现在看来有四个因素最为重要：

       一是建立经济特区和各类开发区，集聚产业和政策，逐步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外国资本看中了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优势，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的经营方式，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一定贡献，也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提供了示范；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平台的步伐。资料显示，在2001年中国入世前，中国经过22年奋斗，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约翻了一番，达到3.65%。但入世2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已上升到18%；四是在此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也对中国开放了市场，一方面为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深度融入世界、走出国门拓展了巨大的空间。 

       与三大战略调整相对应，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顺应了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分享了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巨大红利。我们知道，1946年美国IBM公司发明人类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后，由此开启了一场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信息技术革命。1980年至1990年是芯片技术和运算技术突破的关键十年。恰恰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于1978年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信息通讯产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1990年后，随着互联网的问世，以及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壮大，中国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新的动力。可以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以消费互联网为代表的的数字经济的崛起，成为后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两大重要引擎，也为中国在数字化领域后来居上，甚至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世界前列奠定了基础。资料显示，2022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超过50万亿，占当年GDP比重达到了41%，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二、需要正视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开放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在被称为百年历史大变局的形势下，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

       首先，在国际形势发生很大不确定的背景下，与世界发达经济体脱钩、断链的风险在上升。中美贸易战由贸易领域向经济领域、科技领域、金融领域扩散的趋势仍在继续。如何防止中美步入新冷战是当务之急。因为不能稳住中美关系基本盘，欧盟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出现抱团、甚至联合围堵中国的现象就无法排除，这将对中国无疑形成很大的外部压力。

       其次，国内经济由于三年疫情的影响，外资撤离、民营经济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行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如何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等，都成为推进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问题。

       第三，中央的经济政策受到干扰，对民营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前几年出现的“民营经济退场论”以及“消灭私有制”的声音出来之后，对民营经济形成巨大杀伤力，尽管这几年、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恢复仍需时日。而进一步提振社会的信心，化解当前面临的种种风险，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我们有实质性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举措。

       三、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国内外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面临困难局面的状态下，笔者以为高层只有用新的战略视野布局未来，才能防止改革开放出现大的波折。为此，建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应该以新姿态布局深层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并将之定义为新时期的二次改革，同时出台一些列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举措。

       一是重申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真改革、真开放，提振国内外对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的信心。在国内，通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开举起“新时期二次改革”的旗帜，对未来实施深层改革的主要领域、议题做出明确的部署，并提出具体的目标、改革路径和时间表，通过新的思想解放，在党内外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再次激活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在高水平开放上，首先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的原则，改善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以此奠定高水平开放的外交基础。其次要公开向世界宣布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根本上打消来华投资者的疑虑。  

       二是通过真改革、真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起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和原则，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建立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与此同时，要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并将之作为中国由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长期国策。

       三是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国家政权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并将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的功能、作用法定化、制度化，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上对民营经济形成的偏见。与此同时，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一步研究国有资本作为的领域和边界，保持国家对市场各类主体在政策、监管中的公平和公正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为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四是要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无论是深层改革还是高水平开放，最终都必须落脚到人民的福祉上来。因此，围绕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养老等民生问题，以及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民主参与、社会关切等，都要给予高度重视，并通过深层改革，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和兑现的时间表。这可能是二次改革能否被公众认可最重要的前提和条件。比如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普遍实行免费医疗的当下，人民群众对此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和愿望，如果我们能够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会极大地鼓舞公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我们的改革事业就会再一次获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五是下决心改革国家治理结构，按照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发展潮流的趋势，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在笔者看来，这个宏伟目标的实现，最核心的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其他制度改革和制度设计，都要以此为最大的公约数。很显然，按照这样的标准审视我们现在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显然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实践。举一个行政层级管理的例子，广东东莞市是一个双过万的城市，即人口超过一千万，GDP超过一万亿，但东莞至今保持这两级治理架构，也就是说东莞市委市政府直接管理了32个街镇，中间并没有像一般地级市那样设立区或者县，实行三级治理。从东莞的实践看，我们许多地级市是有条件实行纵向两级管理，或者两级与三级并存管理的。如果这项改革能够实施，就可以减少中间一个管理层次，减少人员节约开支，而且还可以将资源真正下沉，夯实基层治理。（来源：常态发展微信公众号）